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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泰寧：提升文化自覺，做出有意境的建筑
發布日期：2016-03-16 瀏覽量：1122次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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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想跟著西方建筑師搭乘現代主義的大船，而現在則是跟著人家在無目的地漂浮。價值取向同質化、西方化，是當前中國建筑領域中價值觀混亂的一個突出表現。】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程泰寧
贏在技術之外
文匯報:在您半個多世紀的建筑創作中，設計主持了不少重要項目，尤其是杭州黃龍飯店，哪怕30多年過去了，依然能勾起大家對空間和美的無限聯想，這在很多人看來就是非常好的建筑作品。我想知道的是，您心目中的好建筑是什么樣的?
程泰寧:我說過，“做建筑不求流行，但求流傳”，能夠流傳下來的就應該算是比較好的建筑。建筑師有思想，而且在設計作品中表達得比較到位，做出來的東西就經得起推敲、考驗。反過來，很多流行建筑當時挺炫目、挺受歡迎，但沒有思想，或者思想是從別人那批發、抄襲過來的，就容易一陣風地過去了。
黃龍飯店項目先后邀請過美國貝克特公司及香港的嚴迅奇先生做設計，前者設計過北京長城飯店，后者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建筑師，做黃龍飯店的時候，他剛獲得法國國家歌劇院國際競賽一等獎。我們作為本土設計團隊，當時只被看作“陪練”，投資方甚至說“人家在五星級酒店喝咖啡的時間都比你們畫圖紙的時間長”。的確，那時候剛開放，在酒店設計方面，中國設計師自然不如外國建筑師有經驗，然而我們的最終勝出也并不在于技高一籌，恰恰是贏在技術之外的一些東西。
走進黃龍飯店，視線穿過大堂，隔著庭院的對面就是落地玻璃廊餐廳。
黃龍飯店(草圖):講究留白、滲透，與自然的整體契合。
因為地處城市和寶石山風景區之間，所以做方案時采取“留白”手法，強調黃龍飯店的中介作用———從人文到自然景區的過渡、滲透。讓建筑和周遭環境成為一個整體，從大環境上來謀篇布局，這是一種傳統的中國智慧。
文匯報:程老師在很多場合表達了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古詩詞的了解和喜愛，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您創作的靈感來源，使得作品里都透露著中國古典的審美意蘊?
程泰寧:是的，我特別喜歡中國詩詞，受中國哲學、美學方面的影響也很大，對于“空”、“意境”等中國式思維比較敏感。建筑師做設計，不可能不考慮形式，不可能不考慮功能、技術、經濟等問題，但我不希望簡單地去呈現，而是想表達一些能夠沖擊人們內心的東西。
做黃龍飯店方案時就在不斷揣摩:煙雨蒙蒙中，建筑以寶石山為背景，看上去像不像一幅中國水墨畫?又或者在夜幕中，視線穿過大堂，隔著庭院看對面的落地玻璃廊餐廳，有沒有韓熙載《夜宴圖》的意味? 這就把形式、功能問題的解決提高到文化層面上來了。
對這些構想，不見得大家都能理解，因為很多人看黃龍飯店大多是視覺印象，如“琉璃瓦和面磚顏色不錯”、“屋頂有中國特色”等。有形的不是說不重要，但我還是期待最好能營造出詩意的審美意境。設計時特地請趙樸初先生在入口處題寫了“悠然見南山”，就是想把黃龍飯店的設計“主題”點出來。
黃龍飯店最初獎級不高，我記得只拿了個全國設計銅獎，后來在2004年獲選“20世紀中華百年建筑經典”。時間長了，大家還是慢慢發現了它的好。我想再過30年，這些想法可能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認同吧!
“白說也要說”
文匯報:建筑這幾年“熱”了起來，常常會成為一個大眾話題，社會對其詬病很多，但總感覺是在隔靴搔癢。前兩年您主持了工程院的“當代中國建筑設計現狀與未來發展研究”課題，給中國建筑“把了脈”，出了藍皮書。也有人覺得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您當時是怎么想的?
程泰寧: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圍繞著當代中國建筑發展一直都有很多議論，特別是業界內部，聚在一起發牢騷的時候很多。但牢騷發完了也就完了，少有人進行認真反思，更不要說把問題比較系統、深入地梳理出來。2011年，當我提出立這個課題時，的確有人講，“你別說了，說了也白說。”我想白說也要說啊! 過去為什么白說了呢? 一方面是整個社會對建筑領域存在的問題不夠重視，另一方面就是我們沒說到位，說得不夠清楚。我就想能不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對30年中國建筑發展做個反思和總結，至少盡點責任吧!
另外一個考慮就是希望通過總結反思，探討中國建筑今后該怎么走，能不能走好。
文匯報:發出聲音、把話說清，是希望中國建筑能引起社會足夠的關注和重視嗎?
程泰寧:是的，一個健康知性的社會環境對于推動建筑創作的發展實在太重要了。而現在的情況是社會對建筑普遍不夠重視，對于什么是好建筑也缺乏認知。相反，因為涉及政績和利益，某些領導和開發商對建筑倒是很關心，最后選用什么方案往往都是他們說了算。迫于這種情勢，建筑師只能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意思做設計，再說現在大多數領導都有中央領導所說的“貪大、媚洋、求怪”心理，抄襲模仿、山寨建筑也就應運而生了。你看，這樣一種不科學、不依法辦事的決策機制，再加上群眾的漠視和缺乏有效的輿論監督，如何能出好建筑？這對那些想探索一條創新之路的建筑師，就是一種打擊了。
丹納在《藝術哲學》里講“群眾思想和社會風氣的壓力，給藝術家定下一條發展的道路，不是壓制藝術家，就是逼他們改弦易轍”。我想從積極一面來理解這句話:要想打造一個對建筑創作有利的社會環境，建筑師不能再滿足于“用作品說話”了，也不能關起門來在象牙塔里自我陶醉地進行學術討論了;我們需要面向社會，需要更多的建筑師以及那些關心建筑的有識之士站出來“說話”，不僅對建筑師，而且要向社會大眾、媒體和各級領導做宣傳，做“建筑啟蒙”，讓全社會更關注建筑、了解建筑。所以，做“當代中國建筑設計現狀與發展”這一課題時，進行了大量的公眾問卷調查，為結題舉辦的國際高端論壇請了一些跨界、跨學科的專家學者以及很多大眾媒體，后來還聯名向高層提出了“院士建議”……我們就是想打開純學術的大門與社會進行互動，爭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文匯報:中國建筑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您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今天不妨做一次裁判員，給我們判定一下做建筑最好的時代。
程泰寧:現在就是最好的時代。建筑項目之多、信息量之大，都是過去無法想象的，創作思路的活躍，也是過去那種封閉內向的狀態所無法比擬的。但現在也是最壞的時代，主要是價值取向很混亂。說得好聽一點，叫“多元化”，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碎片化”、“西方化”。
最近，日本著名建筑師槙文彥在一次訪談中說了一段話，大意是1950年代的現代主義是一艘大船，人人都想搭乘這艘大船往前走，而今大船沒有了，只有無數漂浮在大海上的碎片。作為基本上是同時代的人，我有同感，碎片化是后現代文化的世界表現。但我更加深有感觸的是這么多年來，中國建筑基本上都是跟著別人走的，過去我們想跟著西方建筑師搭乘現代主義的大船，而現在則是跟著人家在無目的地漂浮。價值取向同質化、西方化，是當前中國建筑領域中價值觀混亂的一個突出表現，也是我想說這是“最壞的時代”的主要理由之一。
文匯報:“媚洋”的種種表現媒體上講了很多，對“唯洋是舉”、“全盤西化”的抨擊也從未停歇過，有文化學者甚至做了這樣的比喻，認為“‘西方中心主義’就像病毒一樣被植入一些國人的精神編碼結構中”。建筑外觀上的西化我們能真真切切地看到，那么這一領域更深層次的“媚洋”到底有多嚴重?
程泰寧:在建筑領域，我對“媚洋”感受最深的，就是不能正確評價中國建筑師，給國外建筑師“超國民待遇”。現在有很多人，包括某些手中掌握權力的領導，就是認為國外建筑師比中國建筑師優秀。一些重要項目的設計總是喜歡找國外建筑師。前些年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一條建筑設計投標公告，上面明確標出“限國外建筑師參加”，我覺得不可思議。有次同一位學者談起這事，他說“咱們得承認差距”，我當即表示“差距”可以承認，但是，連讓中國建筑師和西方建筑師同場競技的機會都不給，這“差距”如何彌補?
過去投標不讓中國建筑師參加，這幾年大概是怕大眾和建筑師“拍磚”吧，很多地方都改成以同國外建筑師合作的“聯合體”形式參加投標。“聯合體”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前些時候，我受邀去某城市做競賽評委，翻材料時發現招標標底費才10萬元人民幣，居然扎哈、庫哈斯也都來參加了。正納悶的時候，旁邊人講出了內情———競賽要求國內設計單位必須綁定一家國外單位，方案實際上由外國建筑師來做，如果中標，外方設計費拿大頭，中方單位就配合做施工圖，算是分一杯羹;如果不中標，中方設計單位要補償外方200萬元人民幣的方案設計費。你說中國建筑師的地位是不是很可悲?
前年某地也有一個項目，7家投標單位中只有我這家不是“聯合體”。“聯合體”有多慘?幾乎所有中方設計單位都告訴我，外國設計單位做完方案以后，直接從國外送達招標單位了，他們連方案是什么樣子都沒看到。這叫什么“聯合體”?無非是以“聯合體”的名義，讓本土設計單位給國外打下手、幫小工，這樣的“媚外”可算是媚到家了!
其實我從來不反對西方建筑師來中國做設計，封閉起來不讓人家進來，自己也不出去，這是不行的。國外建筑師走進來，中國建筑師走出去，這是趨勢。但有兩條要注意，一是請國外建筑師一定要有選擇，第二個就是要有透明公正的規矩。此外，任何國家的設計師到中國來做設計，必須尊重我們的國情、文化。就像前些年做加納國家大劇院、馬里會議大廈項目時，我們會控制造價，都用普通材料，就是因為加納馬里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覺得有這個責任。外國建筑師到中國來可以做些不一樣的東西，但有的西方建筑師到中國來大把大把花錢，老實講，挺叫人心疼的。
考慮到當地國情，程泰寧帶著團隊做加納國家大劇院項目時，用的都是普通材料，控制造價。
我多次提到中外建筑師待遇不平等，也不僅僅是為中國建筑師爭地位。目前這樣盲目地崇拜、大量引進西方建筑師，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文化導向，美國紐約時報網站上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美國建筑師在中國實現美國夢”，這種說法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文匯報:您常年游歷各地，接觸了很多國外建筑師，客觀來講，您覺得中外建筑師的差距有多大?他們又是怎樣看待和評價中國建筑師的?
程泰寧:國外建筑師的整體專業素質比我們高，這是應該承認的;他們拿出來的作品能夠保持一定水平，設計和建造的完成度明顯比我們好，這也是應該學習的。中國建筑師的整體素質參差不齊，受商業環境影響，很多建筑作品格調不高，抄襲模仿現象嚴重。要說差距，這些就是。但也應該看到中國建筑師經過這么多年的磨練，有不少已經展露了他們的才華，王澍不是得了普利茲克獎嗎? 其實，他并非“孤例”，中國建筑師中還有一批人，他們的作品不僅在國內專業界評價不錯，也很受國外建筑界的重視，倒是國內一些領導不認，這實在是一件蠻荒唐的事。
要談外國建筑師對我們的態度和看法，可以講一個我自己碰到的例子。前年，有媒體提出要我和國家大劇院設計者法國建筑師安德魯先生對話，起初我沒答應，因為這些年我看過不少這類對話的報道，由于對方對我們不了解，這種對話常常是單向的、不對等的，“對”話往往就成了“聽”話。這樣的“對話”我不想參與。后來組織方告訴我，安德魯看了浙江美術館，聽說要和設計人對話，他很高興。有了這個前提，就有了對話的基礎，我也就同意了。那天在對話中，我提出西方建筑師到中國做設計要尊重中國的國情和文化，還提到中國建筑師需要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但我希望這個過程能縮短，中國的事情主要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做。安德魯明確回應說:“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建筑師和國外建筑師已經基本上屬于平等對話的狀態……我們應該認為中國已經過了這個學習期，應該可以看到中國出現好的作品。”當時我就表示，他的這番話要是能讓中國的某些領導、媒體聽到就好了。可惜，現實并非如此。
文匯報:看來安德魯對中國建筑師的評價還是積極的。
程泰寧: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小插曲。那天剛見面，安德魯先生就說“見到你很高興”，我也習慣性地同樣回了一句，他可能感覺到了我的“客套”，馬上把手放在胸前說:“我是真心這么說的。”這下倒讓我覺得很尷尬。應該說，他那天還是表現出了對一位中國建筑師的尊重。其實不僅是安德魯，凡是對中國建筑師真正有所了解的西方建筑師，對現在中國建筑師的一些作品，還是很認同的。
什么是中國建筑的本體
文匯報:我其實非常想用“最會做建筑的文人”來稱呼您，不光是根據談吐氣質、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程度，而是感慨于這么多年來，您始終致力于喚起中國建筑師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呼吁建立文化自信。
程泰寧:其實過去我們也講文化自信。拿建筑來說，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時期就提倡“中國固有式建筑”;19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后，要求建筑具有“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改革開放以后的1980年代，北京提出“奪回古都風貌”，在建筑頂部加小屋頂、小亭子……那段時間也宣傳“民族化”、“本土化”、“中國特色”等等，但都是熱鬧一陣子就偃旗息鼓了，又重新回到“月亮還是外國的圓”的慣性思維。為什么?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文化自覺，沒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理論體系做支撐。而沒有文化自覺，沒有自己的價值判斷體系作支撐，談文化自信就是虛的，弄不好就走到單純的民族自豪感甚至民粹主義里面去了，這是無法把“中國道路”堅持下來的。
文匯報: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建筑都在“仿古”和“崇洋”中間搖擺不定，沒什么主動性和自發能力，這是不是就是您所說的“不自覺”?“不自覺”究竟是種什么樣的表現?
程泰寧:“不自覺”表現得最突出的，就是不了解世界文化發展的規律和趨勢。我曾經說過，人類文化的發展有一個由時間和空間的、傳統和現代的縱橫軸相交的十字坐標，在不同時段，每種文化都會面臨一個偏于縱向還是偏于橫向發展的選擇。兩千年來，盡管不斷有外來文化的影響，但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是沿縱向———通過自我更新來實現發展的。宋元以后一直到“五四”，中國傳統文化已經無法通過自身的更新發展而衰落了，于是才有了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國文化開始通過橫向交流實現了走向現代中國文化的突破，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五四”過去快100年了，百年來中西文化已經出現了新的走向和趨勢。已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位強硬的西方中心主義者亨廷頓都說“西方正在滑落”，“世界正面臨非西方文化的復興”。很多中國學者像張光直、季羨林等先生也在很早就提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因此，自覺地調整我們在十字坐標上的運動軌跡，在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實現中國文化的轉換更新，是一個文化轉向的節點，也是一個歷史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十字坐標中的一個新節點上，順應形勢，乘勢而上，這就是一種文化自覺;反之，就是不自覺。
缺乏文化自覺，還表現在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上。現在很多人常常把中國文化混同于傳統文化，其結果要么是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文化=封閉保守”，抹殺中國文化轉換更新的可能性;要么就是不分主次、不分好壞地把傳統文化中表面的、往往也是最淺顯的東西拿出來混充中國文化，例如唐服祭孔等。其實上述兩種現象都是對中國文化的貶低，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讀，兩種現象都反映了文化上的不自覺。
有一點我想再明確和強調的是:我們講中國文化，要分清楚是指中國傳統文化還是指中國現代文化，這是兩個不能混淆但又經常被混淆的概念。建構中國現代文化，需要在現代語境下，在系統深入的中西文化比較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發掘、轉換、提升，逐步形成一種既不同于傳統也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化體系;一種能為世界上多數人所理解、共享，并且能夠推動世界文化發展的中國價值體系。只有建構這樣一種新的文化價值體系，才能真正支撐我們的文化 (也包括建筑文化) 健康發展。當然，這是一項長期的、需要很多人來完成的事業，但從現在起，就要有人去做，并且堅持下去。
文匯報:每個專業領域對中國文化都有著不同的理解和闡釋，您極力想在建筑中呈現的中國特色、中國文化又是什么?
程泰寧: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但回答這個問題，要在中西文化比較的基礎上來理解。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對于建筑創作，必須要有哲學和美學支撐，否則就站不住腳，容易被人同化。有人說，西方建筑師也不是個個都有理論，他們不也在做設計嗎?其實西方現代、后現代都有它的哲學和美學背景，蓋里、扎哈不是毫無來由、橫空出世的。尼采、海德格爾、雅克·德里達以及居伊·德波所批判的西方當代美學思潮就是他們的哲學、美學支撐。把“語言”作為哲學本體，在藝術創作中反傳統，強調個性張揚，強調圖像化、景觀化的“視覺刺激”等等，對西方建筑師，特別是那些先鋒者的創作有著直接影響。我不否認，西方的語言哲學、形式美學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對建筑創作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以“語言”為本體，帶來了對“符號”、“建構”、“模式語言”、“空間句法”以及“數字語言”的不適當膜拜，造成了建筑創作的同質化和西方化，也禁錮了建筑創作的多元化發展。
煙雨中，浙江美術館與遠處的空濛山色構成了一幅中國水墨畫。
經過反復比較思考，我提出了以“語言”為手段、以“意境”為美學特征、以“境界”為哲學本體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哲學和建筑美學設想。我不想說它是對中國文化精神最好的詮釋，但它對建筑創作，至少對我的創作有很重要的指導性。
文匯報:把“境界”作為中國建筑的本體，理解起來似乎有點困難，就好比人家跟我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一樣。
程泰寧:什么是“境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的手稿中說，“不期工而自工”是一種境界，有學者進一步詮釋說，“妙手為文，能使其紛沓之情思為極自然之表現即為‘境界，”。做建筑不能靠“形式服從功能”或“形式包容功能”之類的單向思維模式，而是要把影響建筑創作的多種因素，例如環境、功能、經濟、技術等等，極為“自然”、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再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建筑與環境的關系，應該是“渾然天成”的，建筑創作機制應該是“自然”生成的，這就是“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
文匯報:就國內的建筑學教育來看，您那一輩人用的是布扎體系，還有后來的包豪斯體系，直到現在也仍然是西方的一套東西。如果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學理論體系的話，您覺得可以做怎樣的構想或者努力?
程泰寧:以上面所說的哲學和美學思想為基礎，可以進一步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我的設想是，它包括以“天人合一”為哲學認知的認識論，以“理象合一”為創造機制的方法論，以及以“情境合一”為審美特征的美學理想。關于這些，我已經寫過一些文章，最近在計劃用兩三年時間把這些思路系統深入地整理一下，出一本書，主要就是進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國文化精神”，以及它對建筑創作的重大影響。我認為從一個專業領域來探討這個問題，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也是有意義的。當然，這些都是我在創作實踐過程中不斷學習思考后逐步形成的，還只是個人觀點。建構和完善中國特色的建筑理論需要更多人甚至幾代人去做，我這算是“試水”吧。
借鑒日本建筑師經驗
文匯報:日本有一批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建筑師，所受的贊譽多為“很好體現和傳承了日本的民族文化”，這里應該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程泰寧:和我們對西方建筑的盲從比較起來，日本對自己的文化相對比較自信。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就很值得我們玩味。東京奧運會主場館國際投標，扎哈的方案中標。因為2020年已近，有關方面積極準備施工。但公眾認為扎哈的方案破壞環境，并且與日本文化不符，紛紛表示反對。日本建筑界在槙文彥等一批老建筑師的帶領下也表示了堅決反對的態度，結果硬生生地把這個大牌建筑師的中標方案給否定掉了。因為事關重大，最后是由安倍晉三出面宣布的。我們能這么做么?之前針對國外建筑師的一些設計，國內的院士、專家也提了很多意見，結果不還是照蓋不誤?
日本對自己文化的自覺和自信非常值得借鑒。在建筑設計領域，日本很早就提出了“和魂洋材”的理念，一批享譽世界的建筑師，像丹下健三、槙文彥、黑川紀章，還有稍年輕點的安藤忠雄，都沒有盲目跟著西方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丹下的巔峰時期，他把日本傳統建筑語言提升轉換，以現代技術和構造來呈現，做出了日本建筑特有的韻味。槙文彥一個重要的建筑理念是“奧”字，“窺其堂奧”的“奧”，指的就是空間層次感。“緣”——“灰空間”，最早由黑川紀章提出來，指室內外的過渡空間，這個思路也影響了中國的很多建筑師。安藤忠雄用的是西方幾何形體構成，卻表達出了“禪”味，能把日本傳統文化精神和現代手法結合得這么巧妙，很不容易。
我們要學日本這些建筑師，學習他們能夠在自己文化中發掘出好的東西，做出自己的特色。其實不光是建筑領域，文學領域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繪畫里面的東山魁夷、平山郁夫等，靠的都是對日本文化的理解，進行再創造。
文匯報:如果也用一兩個字詞做提煉、概括的話，您覺得自己的建筑創作理念是什么?
程泰寧:“自然”。根據環境———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自然地做建筑，追求一種“渾然天成”、“自然生成”的創作境界，這就是我的創作理念。至于大家關心的形式、語言、風格，我歷來認為這些是表“意”寄“理”的手段，根據創意的需要可以不斷變化。有朋友說我“善變”，其實不同項目在形式語言上的變化是很自然的。浙江美術館、南京博物院、建川博物館戰俘館以及加納國家大劇院等，在形式風格上怎么可能相同呢?但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自然”。我不屬于任何一個門派，歐陸式、新中式、現代派都跟我無關，“無招”———沒有固定的招式也算是我創作的特點吧。所以，對某些西方建筑師把畢爾巴鄂、泉州、北京以及拉斯維加斯的文化建筑都做成一種模式，我不認同，也不欣賞。
文匯報:您曾說“建筑是一生的邀約”，以80歲高齡活躍在一線，應該是對這句話最好的演繹。
程泰寧:對我來說，建筑早已不僅僅是一份職業了。做方案、畫草圖不再是單純的工作或完成任務。一旦你熱愛一件事情，而且永遠抱有期望———不是升官發財，而是期望下一個項目可能會做得更好、更有創意。我不喜歡重復別人，也不希望重復自己，每做一個項目都會有新的期待，這是一種很美好的感覺。常有人問我有什么養生秘訣，大概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并且在做的過程中永遠抱有期望吧。
程泰寧為南京博物院改擴建工程畫的手稿圖
南京博物院外景(圖片均為筑境設計提供)
文匯報:不瞞程老師說，我身邊有很多年輕人包括我自己，覺得建筑是個極具魅力的東西，也大言不慚地說當年應該選擇學建筑。業界也一直盛傳您對后輩非常寬容。在中國目前這樣的創作環境中，您擔心年輕一代建筑師的成長么? 對他們又有著怎樣的要求和期許?
程泰寧:建筑確實非常有意思，因為這門學科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沒有標準答案，沒有金科玉律，所以探索的空間很大，魅力也就在這個地方。但是大家不需要都來學建筑，各個領域里多些建筑的知音最好了。
對于年輕人，我更多的是理解，因為很多不是他們自身的問題。譬如現在有的學生，開口扎哈、閉口蓋里，我聽了很不習慣，但你能怪他嗎? 學校的西化教育，以及后現代文化的影響，必然會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這只能引導，不能指責。我會建議他們多看一點中國的東西，對建筑文化要有更全面的理解。
不過，戴著鐐銬跳舞，似乎是這個職業的宿命。現在年輕建筑師的壓力真的很大，在創作上要聽領導和開發商的，自我發揮的余地很小，有些人為此很苦悶，也有人想離開(事實上，這兩年有些人已經離開了)。不過我還是鼓勵他們要頂住壓力、慢慢來，把建筑一直做下去。而且也相信，有理想并且勇于堅持的人總會有收獲的。所以，我并不擔心他們的成長(實際上擔心也沒有用)。對于年輕人，對于未來，我還是持謹慎的樂觀態度的。
訪談錄（2016.3.11）| 提升文化自覺，做出有意境的建筑
程泰寧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梁思成建筑獎獲得者。現任東南大學建筑設計與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聯合工程公司總建筑師、筑境設計主持人。曾參加北京人民大會堂、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建筑方案設計工作。1981年以來，先后主持國內外工程近百項，多項作品獲國家、省部級獎項。2004年,杭州黃龍飯店、杭州鐵路新客站入選《中華建筑百年經典》。同年，UIA國際建筑師協會主編的《廿世紀世界建筑精品選集》在全球100年中挑選1000件作品，加納國家劇院、馬里共和國會議大廈兩項工程經國外建筑師推薦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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